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综合上面所论,在如何看待儒家传统的五常的问题上,明代基本存在着四种看法:一是全盘否定五常,并直接骂五常为五贼。
《周易·系辞上》说:探赜索隐,钩深致远,以定天下之吉凶,成天下之亹亹者,莫大乎蓍、龟。治家之本,中有孚信,外有威严,终获其吉。
我们同时认为,即使将《易经》看作卜筮之教,那也要分别:究竟是人们利用《易经》来进行占筮活动呢,抑或《易经》本身就是占筮之书?由于我们现在并没有关于《易经》作者将它当作占筮之书的资料,所以我们并不能得出《易经》本身就是占筮之书的结论。九四不能胜诉,最后服从听讼者的建议,改变兴讼于初六的初衷,安静守正而获吉。第三,文王身后,世人以《周易》作占筮之用。《蒙》卦上体为艮,艮为少子,表示幼冲,故六五称童蒙。上九以刚阳之性,居讼之极,健讼而能胜。
奴隶制时代,广大群众刚从原始社会脱胎而来,思想水平普遍低下,一切行动听命于鬼神,笃信卜筮。[12]姜广辉:《文王演周易新说》,《哲学研究》,1997年第3期。当有家之始,能以法度为之防闲,则不至于悔。
上九为一卦之终,为家道之成。以上三条资料都出自今文《尚书》。在我们看来,《易经》的所谓卦,用现在的话说,就是理论模型。汝则从,龟从,筮从,卿士逆,庶民逆,吉。
从这些资料中可见当时社会对于《周易》筮占的认同,以及筮占的普及与地位的提高。初六为底层之人,位卑而柔弱,本不好讼。
所用筮书,可能有《周易》。[3]古人视蓍草和龟为神灵之物,故以其为媒介,通过灼龟而卜,揲蓍而筮的方式,与天地鬼神相沟通。治家之本,中有孚信,外有威严,终获其吉。每一卦一个主题,由卦爻辞的显性语言与易卦结构的隐性语言相结合,构成六十四篇阐释世界之理的精悍短文,立论通达,逻辑严整,面面俱到,给人以智慧的启迪和道德的教诫。
《周易·系辞上》说:探赜索隐,钩深致远,以定天下之吉凶,成天下之亹亹者,莫大乎蓍、龟。但近现代的学者由于历史和政治的原因,一切推翻前人,脱离传统经解轨迹,重起炉灶,标新立异,而实际所得甚少。《尚书·洛诰》篇记载,周公向成王报告建成周之事,如何通过龟卜为成周选址:予惟乙卯朝至于洛师,我卜河朔黎水,我乃卜涧水东、瀍水西,惟洛食。而无论辑本古书《归藏》或出土秦简《归藏》,都没有爻辞。
讼非善事,因而戒人动辄兴讼。天子道以筮,诸侯非其国不以筮。
在这一点上,高亨、李镜池等先生晚年都有所悔悟。其目的在显示休咎之迹象,指出是非之标准,明确取舍之途径。
再看六三爻辞:食旧德,贞厉,终吉。[2]刘向说:龟千岁而灵,蓍百年而神,以其长久,故能辨吉凶。程颐《伊川易传》更明确说:筮,谓占决卜度,非谓以蓍、龟也。[4] 对于《易经》,历史上一直存在两种看法,一认为它是占筮之书,一认为它是说理之书。先看《家人》卦卦辞:家人,利女贞。匪我求童蒙,童蒙求我。
九二居大臣之位,抑其阳刚之德,自处阴柔,然而过于卑顺,鞠躬不已,将及俯偻,俯偻不已,将及床下。或益之,谓益之者非一人。
[12]姜广辉:《文王演周易新说》,《哲学研究》,1997年第3期。笔者并大胆推测,那个《易象》很可能早于系有卦爻辞的今传本《易经》。
它的卦画、卦名、卦辞和爻辞并不是一次完成的。由此我们知道,周初凡遇国之大事需要贞问鬼神时,尚采用龟卜之法,而未用筮占之法。
微孔子,则文王之志没而不见矣。1993年,在湖北江陵县王家台15号秦墓出土了秦简《归藏》,其卦名与《周易》略同,卦名下的卦辞,与前人所辑之古书《归藏》佚文略同,而与《周易》卦辞全异。诸侯在国居守,有事则用筮。如果这一资料属实,那当时的龟卜文化可以说是非常发达和成熟的。
诉讼时,有刚健中正之大人主持公道,则有利。苟得其道,勿恤其它,可以得吉。
是内卦为贞,外卦为悔也。又如《革》卦九五爻辞:大人虎变,未占有孚。
四月,还,至于蔡,作旅盨,驹父其万年永用多休。占筮之《易》也自有其传统,前文所述《左传》中的筮例便是关于这一传统的较早记录。
《论语》记载孔子说:不占而已矣。曰雨、曰霁、曰蒙、曰驿、曰克、曰贞、曰悔。初九有刚明之才,是能治其家者。所谓鬼谋,是人们对自然、社会、人生的未来发展缺乏认识力和判断力,因而求助于鬼神的指引。
而如虞翻、邵雍、朱震等周易象数派学者也是不讲占筮的。身其康强,子孙其逢,吉。
这里有一个尊道与尊势的关系问题。意思是说,龟、筮之为器,可畏敬而不可亵玩。
首先,《蒙》卦主旨讲尊师重道,开愚启蒙。参见宋祚胤:《周易新论》,湖南教育出版社1982年版。